Author: | 蔣廷黻 | ISBN: | 3479863920564 |
Publisher: | 海鴿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| Publication: | December 15, 2009 |
Imprint: | 海鴿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| Language: | Chinese |
Author: | 蔣廷黻 |
ISBN: | 3479863920564 |
Publisher: | 海鴿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|
Publication: | December 15, 2009 |
Imprint: | 海鴿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|
Language: | Chinese |
正像許多研究者所意識到的那樣,近代中國的所有問題都是因為中西交通而引起,假如沒有西方人東來,沒有鴉片貿易,就不會有鴉片戰爭,不會有後來的變化,中國還會在原來的軌道上穩步發展,中國人還會享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令西方人羨慕的田園生活,恬靜優雅。然而,都是因為西方人的東來,中國的一切都發生了改變。 對於近代中國的改變究竟應該怎樣看,這種改變對於中國來說究竟是好還是壞?一百多年來,史學家存在各種各樣的議論,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西方人的東來就是殖民就是侵略,就是對中國的傷害。 然而也有一部分史學家不這樣認為,他們從世界史、全球史的視角,從人民本位的立場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看法,建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解釋體系敘事框架。其中最著名的開山者莫過於蔣廷黻。 蔣廷黻生於一八九五年,那一年為甲午戰後第一年,也是《馬關條約》簽署的年份。蔣廷黻出生於湖南邵陽一個農民家庭,家境並不太差,因而小時候有條件接受了幾年私塾教育,打下了一些舊學的根底。 十歲的時候,蔣廷黻離開家鄉前往長沙接受新式教育,進入明德小學。稍後又轉入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在長沙創辦的益智學堂,開始接受比較西方化的近代科學教育。 一九一一年,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,蔣廷黻接受美國教會的資助,前往美國留學,先後就讀於派克學院、澳柏林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,主修歷史,也兼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般課程。 當蔣廷黻在美國留學的時候,正值中國政治急劇變動的年代,對於故國的每一個政治變動,人文科學出身的青年學子蔣廷黻都格外關注,也試圖從歷史角度去說明這些變動背後的深層原因,希望將來有一天學成歸國能夠有機會從事現實政治,創造歷史。 所以他在大量閱讀中外歷史著作的同時,格外重視德國和義大利的歷史,對於這兩個國家的傑出政治家俾斯麥、加富爾、馬志尼等人的政治經歷和政治思想也高度重視,他真誠期待著中國能夠出現這樣的政治家,能夠有力地帶領中國走出中世紀,建設一個富強文明民主的新國家。 在美國讀書的十幾年,國際形勢也在急劇變化著。 蔣廷黻經歷了最完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過程。戰爭爆發後,蔣廷黻堅定地站在協約國方面,相信國際正義一定能夠戰勝國際邪惡,相信中國如果能夠很好把握住這個歷史機遇,就一定會改變先前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,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。 如果就學術流派傳承而言,蔣廷黻在美國的導師是卡爾頓•海斯教授。海斯是當時著名的政治社會史專家,是新史學開山祖師詹姆斯•魯濱遜的弟子。魯濱遜在哥倫比亞大學執教數十年,培養了一大批弟子,這個學術流派以實證主義哲學為思想基礎,格外強調歷史學的社會功能和實際應用價值。 他們對舊史學給予了嚴厲批評,以為舊史學只是一種狹義的政治史敘事,缺少對與政治相關的經濟、地理、文化諸要素的綜合分析,缺少與其他相關學科的綜合研究。新史學之新就在於綜合,在於以達爾文的社會進化論觀點去分析綜合的複雜的歷史現象。新史學公開宣稱歷史學的目的並不在於記錄歷史,而在於參與歷史的創造,在於通過歷史瞭解過去、服務現在,預知未來。凡此,都對蔣廷黻史學思想的形成發生了重大影響。 十多年的留學生涯彷彿一晃就過。一九二三年,二十八歲的蔣廷黻獲得了博士學位,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《勞工與帝國:關於英國工黨特別是工黨國會議員對於一八八○年以後英國帝國主義的反應的研究》。 年輕的蔣博士雙喜臨門,那一年除了獲得博士學位外,還與留學生唐玉瑞結了婚。新婚不久,蔣廷黻攜帶新娘漂洋過海返回祖國,迅即出任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。 在南開任教之餘,蔣廷黻繼續他在哥大已經開始的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,而且利用便捷的條件,將研究重心放在中國文獻的收集鑒別和整理上,以期由此填補外國學者的天生缺陷。這項研究不僅填補了中國史的空白,而且為中國史學進步提供了一些新的方法或範式。 南開六年,蔣廷黻在中國史學界嶄露頭角。一九二九年秋季開學,蔣廷黻應羅家倫校長的聘請,出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。這是蔣廷黻事業的真正開始,他參照美國的大學制度對歷史系進行全面改造,不僅注重課程設置,而且注意人才引進,很快配置了當時國內大學歷史系頂級陣容,主講中國通史和古代史的是雷海宗,主講隋唐史的是陳寅恪,主講蒙元史的是姚從吾、邵循正,主講明史的是吳晗,主講清史的是蕭一山,而蔣廷黻自己則主講中國近代史和外交史。 主持清華歷史系為蔣廷黻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工作平臺,在這個平臺上,他個人的研究也有很大推進。他繼續在南開時已經開始的工作,繼續搜集並逐步擴大近代史、近代外交史領域的資料,完成《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》兩卷,上卷從一八二二年開始至一八六一年,中卷自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五年,兩卷共輯錄重要外交文獻近千篇,是到那時為止最全選材最精良篇幅也最大的中國近代外交史料彙編。 蔣廷黻的學術目標當然不是編輯一套外交史料,而是自己的研究,他在搜集這些資料的同時,也相繼寫作發表了一批有關中國近代史、外交史的論文,特別是有關鴉片戰爭的研究,那不僅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,也中國真正與外國發生外交關係的開始。
正像許多研究者所意識到的那樣,近代中國的所有問題都是因為中西交通而引起,假如沒有西方人東來,沒有鴉片貿易,就不會有鴉片戰爭,不會有後來的變化,中國還會在原來的軌道上穩步發展,中國人還會享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令西方人羨慕的田園生活,恬靜優雅。然而,都是因為西方人的東來,中國的一切都發生了改變。 對於近代中國的改變究竟應該怎樣看,這種改變對於中國來說究竟是好還是壞?一百多年來,史學家存在各種各樣的議論,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西方人的東來就是殖民就是侵略,就是對中國的傷害。 然而也有一部分史學家不這樣認為,他們從世界史、全球史的視角,從人民本位的立場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看法,建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解釋體系敘事框架。其中最著名的開山者莫過於蔣廷黻。 蔣廷黻生於一八九五年,那一年為甲午戰後第一年,也是《馬關條約》簽署的年份。蔣廷黻出生於湖南邵陽一個農民家庭,家境並不太差,因而小時候有條件接受了幾年私塾教育,打下了一些舊學的根底。 十歲的時候,蔣廷黻離開家鄉前往長沙接受新式教育,進入明德小學。稍後又轉入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在長沙創辦的益智學堂,開始接受比較西方化的近代科學教育。 一九一一年,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,蔣廷黻接受美國教會的資助,前往美國留學,先後就讀於派克學院、澳柏林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,主修歷史,也兼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般課程。 當蔣廷黻在美國留學的時候,正值中國政治急劇變動的年代,對於故國的每一個政治變動,人文科學出身的青年學子蔣廷黻都格外關注,也試圖從歷史角度去說明這些變動背後的深層原因,希望將來有一天學成歸國能夠有機會從事現實政治,創造歷史。 所以他在大量閱讀中外歷史著作的同時,格外重視德國和義大利的歷史,對於這兩個國家的傑出政治家俾斯麥、加富爾、馬志尼等人的政治經歷和政治思想也高度重視,他真誠期待著中國能夠出現這樣的政治家,能夠有力地帶領中國走出中世紀,建設一個富強文明民主的新國家。 在美國讀書的十幾年,國際形勢也在急劇變化著。 蔣廷黻經歷了最完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過程。戰爭爆發後,蔣廷黻堅定地站在協約國方面,相信國際正義一定能夠戰勝國際邪惡,相信中國如果能夠很好把握住這個歷史機遇,就一定會改變先前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,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。 如果就學術流派傳承而言,蔣廷黻在美國的導師是卡爾頓•海斯教授。海斯是當時著名的政治社會史專家,是新史學開山祖師詹姆斯•魯濱遜的弟子。魯濱遜在哥倫比亞大學執教數十年,培養了一大批弟子,這個學術流派以實證主義哲學為思想基礎,格外強調歷史學的社會功能和實際應用價值。 他們對舊史學給予了嚴厲批評,以為舊史學只是一種狹義的政治史敘事,缺少對與政治相關的經濟、地理、文化諸要素的綜合分析,缺少與其他相關學科的綜合研究。新史學之新就在於綜合,在於以達爾文的社會進化論觀點去分析綜合的複雜的歷史現象。新史學公開宣稱歷史學的目的並不在於記錄歷史,而在於參與歷史的創造,在於通過歷史瞭解過去、服務現在,預知未來。凡此,都對蔣廷黻史學思想的形成發生了重大影響。 十多年的留學生涯彷彿一晃就過。一九二三年,二十八歲的蔣廷黻獲得了博士學位,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《勞工與帝國:關於英國工黨特別是工黨國會議員對於一八八○年以後英國帝國主義的反應的研究》。 年輕的蔣博士雙喜臨門,那一年除了獲得博士學位外,還與留學生唐玉瑞結了婚。新婚不久,蔣廷黻攜帶新娘漂洋過海返回祖國,迅即出任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。 在南開任教之餘,蔣廷黻繼續他在哥大已經開始的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,而且利用便捷的條件,將研究重心放在中國文獻的收集鑒別和整理上,以期由此填補外國學者的天生缺陷。這項研究不僅填補了中國史的空白,而且為中國史學進步提供了一些新的方法或範式。 南開六年,蔣廷黻在中國史學界嶄露頭角。一九二九年秋季開學,蔣廷黻應羅家倫校長的聘請,出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。這是蔣廷黻事業的真正開始,他參照美國的大學制度對歷史系進行全面改造,不僅注重課程設置,而且注意人才引進,很快配置了當時國內大學歷史系頂級陣容,主講中國通史和古代史的是雷海宗,主講隋唐史的是陳寅恪,主講蒙元史的是姚從吾、邵循正,主講明史的是吳晗,主講清史的是蕭一山,而蔣廷黻自己則主講中國近代史和外交史。 主持清華歷史系為蔣廷黻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工作平臺,在這個平臺上,他個人的研究也有很大推進。他繼續在南開時已經開始的工作,繼續搜集並逐步擴大近代史、近代外交史領域的資料,完成《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》兩卷,上卷從一八二二年開始至一八六一年,中卷自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五年,兩卷共輯錄重要外交文獻近千篇,是到那時為止最全選材最精良篇幅也最大的中國近代外交史料彙編。 蔣廷黻的學術目標當然不是編輯一套外交史料,而是自己的研究,他在搜集這些資料的同時,也相繼寫作發表了一批有關中國近代史、外交史的論文,特別是有關鴉片戰爭的研究,那不僅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,也中國真正與外國發生外交關係的開始。